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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

创刊30周年

纪念特稿

2023年·秋之卷

信史与伪史之间

——周人改篡殷号考

文 | 冯时

提要：

卜辞显示，商人自称其国号曰“商”，或因王邑位居天地之中而曰“中商”，或缀以王邑而曰“大邑商”，或将王庭大内神之而曰“天邑商”，却并未见有称“殷”之例。事实上，以殷称商本乃出于周人对于亡商的污名，这种对商王朝国号的改篡最迟形成于西周的康王时代。殷字的本义指人的病势沉重，而周人以人之病重比附商之国势，不仅表明病入膏肓的商王朝必然灭亡的结果，同时更强调了周人代商而终获天命的合法性。周人这种对商王朝国号的改篡，无疑会使他们对商代历史及商王事迹同样进行合乎周人需要的改造。本文综合对直接史料的考证，揭示了周人改篡殷号的基本史实，从而为客观重建商代信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

国号 商 殷 信史 伪史

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项目“小屯南地甲骨文资料的重新整理”（G1004）的阶段性成果。

周人对待商代历史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是客观陈述？还是刻意改篡？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商周信史的重建，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传世文献因断代不清，致早晚观念混淆，无从厘辨，于事无补。故今据商代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等直接史料，条分缕析，对周人改篡商代历史的真实情况重加研考。

一、“商”与“衣”

商周史料显示，对商王朝的国号，古有称“商”与称“殷”两系。但据对直接史料的分析，则知商人仅以“商”自称其王朝国号，事见于甲骨文者，或谓之“商”，或谓之“中商”，或将国号缀以王邑而谓之“大邑商”，或将王庭大内神之而谓“天邑商”，却绝不见有称“殷”之例。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卜辞云：

丁丑贞：以方？

东方？

北方？

西方？

南方？

商？

——《屯南》1126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土受年？

北土受年？

——《合集》36975

丁丑［卜，王］贞：商受年？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

——《合集》20650

丁卯王卜，贞：今巫九，余其比多甸多伯征盂方伯炎，惠衣翼日步，亡左，自上下于示，余受有祐，不馘，［告］于兹大邑商，亡在祸？引吉。在十月，遘大丁翼。

——《合集》36511

壬戌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月亡祸，宁？

——《英藏》2529

商王庭位居天地之中的事实意味着其同时可以称为“中商”，这是体现王庭地理具有相对于四方四土的中央意义，那么作为国号的商当然也就可以称呼王庭所在之王邑，准确地说，王庭之名可据其地名而称“衣”，也可据其国号而称“商”。周原甲骨文云：

入听事，呼宅商西。

——《周甲》H11∶8

“听”，旧或释“鬼”释“年”，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不可据。“听事”乃古之恒语，意谓听君命而行事。《礼记·少仪》：“适有丧者曰比，童子曰听事。”孔颖达《正义》：“童子未成年，虽往适它丧，不敢以成人为比方，但来听主人以事见使。”《左传》襄公三十年：“穆叔问王子围之为政何如。对曰：‘吾侪小人食而听事，又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周原甲骨文之“听事”应即此意，辞言周人入商而听君命，宅居于朝宿邑，地在商之西，故“商”实即商邑。《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商邑，京师也。”是此“商”为商王庭之明证。《公羊传》桓公元年：“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则周之朝宿邑当在大邑商王庭之西郊。这条史料充分印证了殷墟卜辞之“商”为商王庭之地的事实。卜辞又有“商”与“丘商”之分，商为王庭，(清)孙诒让：《契文举例》，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43页。而“丘商”或省作“商”，地当别指。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其于黄组卜辞中与大邑商及天邑商同见，自非一地。

大邑商为商王庭之地，已有何尊铭文所提供的确证。而这一称名在商代却仅见于商末黄组卜辞，似武丁时期，王庭尚未形成大邑的规模。然而大邑商与天邑商的关系究竟如何？其实二者并非仅在于因为“大”“天”二字可以互通而同指一地，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卜辞公宫所在之天邑商从未见有称为大邑商的情况，可明大邑商与天邑商的性质不同。盖大邑商当指商王所在的大邑，而天邑商则限指大邑商中王庭所在的政教中心地区。《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孔颖达《正义》引郑玄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经以天邑商与王庭百僚对文，是知天邑商为王庭及官署所在之地甚明。

《尚书·盘庚》：“盘庚迁于殷。”又云：“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知盘庚所迁之殷本即为没有城垣的邑制，这是夏商和西周王庭的通行制度。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第3章第2节、第4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商汤所建之王庭名曰“亳中邑”，已为建于天地之中的邑制。冯时：《“亳中邑”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盘庚所迁的殷，其实也就是甲骨文所见作为地名的衣。而王庭的初建，面积显然都只能适可而止，不会无限扩大，因此并不需要特别强调大邑和天邑的区别。显然，商代晚期出现的“大邑商”和“天邑商”之名证明了盘庚迁殷后王庭的范围不断扩大的事实。古本《竹书纪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史记·殷本纪》言纣“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是知至少到帝辛时代，王庭的范围已相当广大，故名其曰“大邑商”。当然，王庭范围的广大实际并不利于彰显王权崇高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故时人又将王庭初迁所在之大内，也就是洹水小屯宫殿区名曰“天邑商”。因此，大邑商之所以不同于天邑商，乃因“大邑”仅言王邑的规模广大，此不仅有文献的佐证，而且已为今日殷墟的考古工作所证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师范学院：《河南安阳市辛店遗址商代晚期墓》，《考古》2023年第6期；孔德铭、孔维鹏、焦鹏：《殷墟外围聚落考古新发现》，《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2）》，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而“天邑”却更强调王权与天命的联系，从而突显了王庭的神权意义，其重在表现大邑商中王庭所在的政教中心，为大内之地，故可视同为天之所建。由此可见，卜辞与天邑商所系之“衣”自属地名。

大邑商虽然广大，但“天邑商公宫衣”却仅限于大邑商王庭所在的核心地区，也就是筑作公宫之衣地，此即考古工作所探明的殷墟小屯宫殿区，其地当然不独有公宫，同时还作有皿宫等建筑。卜辞云：

甲午卜，贞：在

，天邑商皿宫衣兹［月］亡祸，宁？

乙丑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月亡祸，宁？在九月。

——《合集》36542

“皿宫”或即明堂之属，沈建华：《卜辞中的建筑——公宫与馆》，《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辑，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161—166页。而公宫的性质亦当与此类似。宋镇豪：《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商建筑称名》，《甲骨文与殷商史》新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34页。商之宗庙称宗，如祖乙宗、父丁宗等，并不称宫，其与周制不同，因此，宫主要应指商王的布政之所，或兼宗庙而已。“宫”字本从“雍”见义见声，为众室拥置错落之名。《逸周书·作雒》言周公于大邑成周“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即以宫为政教宗庙建筑的总称，而商王庭之公宫、皿宫当也不出此类。《礼记·昏义》：“教于公宫。”郑玄《注》：“公，君也。”孔颖达《正义》：“经云公宫，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宫，谓公之宫也，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宫尔，非谓诸侯公宫也。”《诗·大雅·瞻卬》：“妇无公事。”朱熹《集传》：“公事，朝廷之事。”是公宫应该包括了各种朝政宫室，为王庭及百僚御事之所，此正与《多士》所记相合。公宫、皿宫作于天邑商之衣地，实为商王庭的皇权中心，其安危自系于商王，故常卜其无祸。卜辞云：

甲午王卜，贞：乍余，朕。下酉余步比侯喜征人方，上下示，受余有祐，不馘，告于大邑商，亡在祸？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唯十祀。

——《合集》36482

辛卯王［卜，贞］：方于……余其甾戋……余有不馘……天邑商亡［祸］？

——《合集》36535

甲寅林次……［天邑］商公宫衣……

——《合集》36547

对读卜辞可知，商王因远征在外，必记挂其王庭之安危，故卜大邑商或天邑商无祸。卜辞或记商王于远征盂方、人方之前先卜大邑商、天邑商之安否，或记商王远征于外在、林等地卜问天邑商公宫衣之安危，事甚明晓。学者或以“衣”为祭名，若然，则衣祭仅在公宫、皿宫举行，而公宫、皿宫却并非行祭之所，故难落实。如以群宫为衣祭之对象，则于礼无征。事实上，“衣”实为地名，其即天邑商中作有公宫、皿宫之地。

1958年，安阳大司空村遗址出土一片刻字卜骨，辞云：“辛贞：在衣？”（SH314③∶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00—201页。学者以为“衣”地即在安阳附近，不仅与王邑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而且确切地证明安阳殷墟之地于商名衣的事实。杨宝成：《殷墟为殷都辨》，《殷都学刊》1990年第4期。除此之外，卜辞有关衣为地名的记载也很明确。卜辞云：

贞：翌己巳步于衣？

贞：于庚午步于衣？

——《合集》11274正

己丑贞：王寻告土方于五示？在衣，十月卜。

——《屯南》2564

王在衣。

——剌鼎（《集成》2776）

同时，《合集》13014还著录有“衣洹”之辞，学者或以为即近洹水之衣地。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22页。若此解不误，则卜辞及金文中凡作为地名之“衣”，实即传世文献所改写之“殷”。剌鼎为西周穆王晚期器，知衣地之名于西周仍然袭用。

准此，则《合集》36511辞所言“惠衣翼日步”之“衣”也应理解为商王兴兵之地。学者或读“衣”为“卒”，谓“惠衣翼日步”意即于翼祭结束之后起兵，李学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见氏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3—116页；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

”》，《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李学勤：《释读两片征盂方卜辞》，《甲骨文与殷商史》新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其说可商。古凡兵事，不可久待。虽镇抚与征伐事有缓急之别，但也不可坐失战机。卜辞征人方与征盂方所反映的战事稍有不同，征人方之役并未指明酋首，或属镇抚之事，虽可缓行，但《合集》36482辞显示，商王于九月甲午卜当月下旬的酉日出征，也仅容最多不足一月的准备时间。然而，征伐盂方伯炎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其对敌方酋首已指名道姓，知盂方实有侵扰犯境之举，故其战事急迫，已不允许等到翼祭结束后再行兴兵。其卜行于十月丁卯，时值翼祭大丁，当翼祭的第二旬，其后尚有十旬约近四个月的祭祀活动，如果等到漫长的翼祭结束再兴兵事，恐怕盂方伯炎早已犯入王庭、兵临城下了。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以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伪孔《传》：“十日曰旬，田猎过百日不还。”此田猎淫久十旬尚且为人所讥，况急起之战端！杜虎符铭云：“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古之军制，凡遇紧急军情，兵符且可免合，更何况按部就班的祭事！显然，既然兴兵不容无限等待，那么“衣”字也就不可能读为“卒”，而应以解为地名为宜。“翼日”或读为“翌日”，非周祭名，辞言第二天即从衣地起兵出征，而衣地显即大邑商中建有公宫、皿宫的地方。显然，商与衣两名之含义泾渭分明。

卜辞之衣地实际就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区，其地建有宣政之宫殿及宗庙，自为大邑商王庭的大内之地。盘庚时于此所建之王邑，实即黄组卜辞所称之“天邑商公宫衣”，系大邑商的宫殿核心区。故衣、商之名或取地名，或取国号，各具意义。

商代田猎卜辞常见之“衣”需要讨论，学者或解其为地名，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但如下史料似乎并不支持这种意见。卜辞云：

辛巳卜，在敦贞：

王田，衣，亡灾？

——《合集》37644

壬寅卜，在

贞：王其射柳……？

其于七月射柳兕，亡灾？禽。

丙午卜，在贞：王其射柳，衣逐，亡灾？禽。

——《英藏》2566

戊午卜，在呈贞：王田，衣逐，亡灾？

辛酉卜，在敦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32

戊辰卜，在羌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64

庚申卜，在溤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34

壬寅卜，在攻贞：王田，衣遂，亡灾？

——《合集》37536

戊午卜，［在］

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41

戊寅卜，在高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33

辛未［卜，在］盂［贞：王］田，衣，亡灾？

——《合集》37547

戊辰［卜］，在丧［贞］：王田，衣……

——《合集》37551

□□卜，在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55

□□卜，在［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56

□□［卜，在］

贞：［王田］，衣逐，亡灾？

——《合集》37558

王唯田，至于帛，衣王田。

——《周甲》H11:3

据卜辞可知，商王的占卜地点不同，或东或西，去王庭或远或近，但同卜“衣”，如果“衣”为田猎之地，显然是无法理解的。况卜辞或已直系田猎之地，若若柳，知田猎并不在衣，故诸辞同卜之“衣”显非地名。学者或解“衣”有集合、会合之义，赵诚：《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2页。故“衣逐”意即合逐。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8—279页。综合周原甲骨文分析，王之田猎在帛，故“衣王田”便绝无可能如某些学者主张的那样读为“殷王田”，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8页。否则便致有殷周二王并存的不正常现象。况晚商之周尚为西伯，并不称王。而周原甲骨文于商王但称“王”，也从不称“殷王”。故“衣王田”之“衣”，其义应同于商代田猎卜辞“衣逐”之“衣”，谓与王合而田猎。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9页。若王指商王，则谓西伯与其合猎；若王为周王，则谓诸侯臣僚与其合猎。以此推之，商代田猎卜辞之“衣”所反映的也应该是相同的合猎制度，时商王并非独行田猎，而应与诸侯共行之。

《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云：“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而据卜辞可知，商人实仅以“衣”为地名，并不为国号，其与作为国号的商，区别非常清楚。故盘庚以后虽于衣地作大邑王庭，但在武王灭商之前，“衣”名始终都没有作为商代国号的情况。

商作为国号，本亦源出于地名。《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郑玄《笺》：“为尧司徒，有功封商。”又《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尧封之于商。”《史记·殷本纪》：“封于商，赐姓子氏。”明其本以地名为国号。尽管有关商之地望的争论久讼不决，但其本为地名是没有问题的。

商虽为有天下之号，但其政治和宗教意义都只能集中于王庭的称名而加以体现。商周王朝并行封建，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见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年。故据西周大盂鼎铭文可知，时人以建立国家称为“作邦”。邦事与封事实有关联，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邦封通用。《书序》云‘邦康叔’、‘邦诸侯’，《论语》云‘在邦域之中’，皆封字也。”因此“作邦”也就是作封，意即封建诸侯，划其守地。而作为有权封建天下的王庭，其作配在下，相对于四方诸侯而言，当然必居于天地之中，如此才可能体现其直承上帝的合法王权，故也必以国号相称。况封建诸侯各有其名，如周王封建齐、鲁、燕、晋等国，皆享国名，故王朝的国号便只能附缀于王庭。是卜辞所见之国号，商王庭既可称“商”，当然也可以因王庭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四土而称“中商”，甚至据其面积或神权意义而称“大邑商”或“天邑商”。商之王庭以邑为制，是知“大邑商”与“天邑商”之称皆本于这一制度。事实上，西周王庭或名“宗周”，大盂鼎铭云：“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或名“成周”，何尊铭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或名“大邑周”，《孟子·滕文公下》引《书》曰：“惟臣附于大邑周。”伪《古文尚书·武成》：“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或名“大邑成周”，《逸周书·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同样反映了古以王庭承载国号的古老制度。因此，商王朝本以商作为国号的事实非常清楚。

二、周人追求的天命正统与对商号的改篡

西周初年，周人追述灭商之事，于商之国号仍以“大邑商”相袭而称，但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称商为“殷”的变化，而且据出土文献分析，称殷之制不仅只见于周人，而且还有称“衣”与称“殷”的区别。这种用字差异难道只是不同文字借用的结果？当然不是。梳理相关线索，不难揭示周人通过改篡殷商国号而污名商人的历史真相。

商人自称其国号为商，并不称殷，而殷作为周人重新赋予商王朝的国号，其用字实乃出于周人的改篡。《论语·为政》引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代的礼仪制度虽因于二代而形成，但其损益变化亦不在少。事实上，这些变化一方面有着通过对夏商礼乐制度的汲取而使周礼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对那些于周人不利的思想和制度加以改造。而在传统天命观的背景下，重建王权的合法性对于新王朝来说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当然成为周天子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显示，武王克商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亲赴位于天地之中的嵩山告祭皇天，这无疑是周人对其享有天命的政治宣誓，如此才可能使新王朝获得政治与宗教上的合法性。作于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追述了这一重大事件，文云：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乂民。”

铭称周武王的这次祭天大礼为“庭告于天”，“庭”训为中，故“庭告于天”意即于天地之中祭天。冯时：《天亡簋铭文补论》，《出土文献》第1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24页。而成王在将王庭迁到成周的时候，同样效法武王祭天的作为祭祀了天神，铭文于此事或云“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徝方鼎铭则云“延武王祼自蒿（郊）”。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页。天为受祭者，郊则为祭天之所，两铭变文叙事，印证了武王于灭商后祭告天神的昭彰信史。

商纣王灭在甲子，彝铭与《尚书》皆有明载。利簋铭云：“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当），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管）次。”辛未去甲子八日，其时武王已在管地临时驻扎。管的地望在今河南郑州附近，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是知武王于灭商八日后即已南移至管，此去嵩山近在咫尺。显然，周武王灭商之后的行程轨迹已明确显示出其欲前往嵩山的意图。

在管地驻扎四天之后的乙亥，周武王终于登临嵩山，实现了其于灭商后告祭天神的目的。天亡簋铭文对此大事有着完整的记述，文云：

乙亥，王有大礼，王凡（般）三（四）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乍省，丕肆王乍赓，丕克讫衣王祀。

古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祀之大者则为祭天，故大礼显为祭天之礼，而天室自为祭天之所，也就是位于天地之中的嵩山。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逸周书·度邑》引周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又曰：“其惟依天。……我南望过于三塗，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故知天亡簋铭文所称之“天室”实即《周书》所言之天室嵩山。至于簋铭之“衣”，学者或读为“卒”，李学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见氏著《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13—116页；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但若以“衣祀”与“衣王祀”同解为卒祀，则一篇不长的铭文竟两次重复叙述相同的事情不仅极不可能，而且“讫”已有终意，“讫卒”语涉重复，也文辞不通。况作册令方彝铭于事之终讫以“既咸命”及“咸既用牲”变文而述，与此不同。《尚书·大诰》：“尔丕克远省。”又《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遣辞也多与天亡簋铭文相同，故知“讫殷”是为周初习语，故以“衣”为卒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事实上，铭文所谓“衣祀于王”之“衣”实为于天室举行之衣祀，也即《周书》所谓“依天室”及“无远天室”之祀，而不可读为“殷祀”。《说文·衣部》：“衣，依也。”是其明证。沈子它簋铭云：“唯考又念自先王先公，廼妹克衣（依）告烈成功。”乃谓器主不能依靠先王先公之恩荫而坐享成功，“衣”即有依附之义。学者旧读“廼妹克衣”乃武王克殷事，不可从。克殷系武王功烈，其犹受命为文王功烈，所属明确，故不得泛称先王克殷，金文凡言克殷事皆属武王，从无泛称者。况且如以“廼妹克衣”解为克殷，也与下文排比叙事之“廼妹克蔑”义不能贯。知“衣”不可读为“殷”。天亡簋铭言武王于天地之中的嵩山天室祭帝而般祭四方，抒发其择中立邑的夙愿，依帝之位而就附于天室，犹伪《古文尚书·武成》所言“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而《诗·周颂·般》实际则是对武王此次于嵩山祭天活动的实录。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冯时：《天亡簋铭文补论》，《出土文献》第1辑，第123页。

武王祭天特意选在甲子之后的第十二天乙亥举行，这一时间的确定也绝非偶然，应别具深意。古制以十二为法天之数，《左传》哀公七年：“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又见《周礼·春官·冯相氏》。因此，武王以克殷之后的十二天诹日告天，目的显然在于取法天之数以定天保，这便是武王于亡殷之后十二日行告天大礼的根本原因。武王取法天之数以定告天之日，借此强化掌握天文历数而实现天命正统的意义，从而确立新生王权的合法性，其政治和宗教目的都非常清楚。

《诗·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郑玄《笺》：“天之安定女，亦甚坚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韩说曰：“言天之所以仁义礼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又引鲁说曰：“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坚固也。”皆以天保之意即为天命固保人王。故武王于灭商后必首求定天保，其目的当然就是确定天命归周的事实，而使其不致产生疑惑。古人以为，天命不常，而殷商之命已坠，天命转归于周，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传》：“其命维新，乃新在文王也。大王聿来胥宇，而国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因此，周所获之天命与殷商之旧命相对，显即新命，这意味着受获新命的周王朝必须对亡商的历史有所改写，而这一改篡殷商历史的首要工作就是重新塑造殷商的国号。

据西周金文可知，至成王初年，周人称商已出现两名，一曰“商”或“大邑商”，一曰“衣”。称“商”者如成王初年之利簋铭云“武王征商”，成王五祀之何尊铭云“唯武王既克大邑商”，此为袭称商人旧号；而称“衣”者则有武王世之天亡簋铭所谓“丕克讫衣王祀”，此以直袭商代王庭之地名而称商，为周人别创之新号。而文献所见之伪《古文尚书·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礼记·中庸》曰“壹戎衣而有天下”，此“衣”名之称俱同天亡簋，是承新号之制。这些于上帝面前直陈商朝灭亡的事实，其唯一诉求就是使其事真实可靠，此即所谓“祝史正辞”的诚信不欺，见《左传》桓公六年。这是得受天命的首要条件，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因此告天者必须忠实地遵从商人旧制而以真实的国号或地理相称，而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否则将会因周人克灭对象的失真而生出不必要的歧误，从而影响天命的归属，以致使王权的合法性产生动摇。显然在周武王的时代，周人虽取商王庭之地名重新赋予了所灭王朝的国号，但其仍直袭商代地理之名“衣”，而并没有改用后世习称之“殷”。

衣于卜辞中本来只是地名而已，盘庚迁此而建王庭，事迹清楚，至周人才改字作“殷”。显然，以“衣”作为殷商国号的制度应为武王始创，西周初年的天亡簋铭记武王“讫衣王祀”，意即终讫商王之祭祀，其所称“衣王”也就是商王，这是“衣”字初见用为国号的史料。

武王缘何要破除称商的旧制而改以王庭地名称呼旧朝？目的显然在于小其地而弱其王朝之势。商人本以国号相称为“大邑商”，而称“衣”虽也指商王旧庭，但却只为王庭地名，已不能反映王朝国号，特别是失去了大邑所具有的配帝在下的宗教意义。灭商之前的商周关系向以商为大邦，周为小邦。《诗·大雅·大明》：“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保右命尔，燮伐大商。……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此“大邦”即是大商。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顾命》：“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战国竹书《祭公之顾命》：“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唯周文王受之。”而相对于大商，周则自属小邦。《尚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可见商周势力之大小对比。然而自武王灭商之后，强弱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武王已不希望再以大商称其所灭之国，故改以商王庭地名而称亡商，形成了周人称商的新国号。此以地称国既可小其地，又可弱其势。相较而言，这种改变则愈发突显了周人势力的日益强大。

三、改篡殷号的意义

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在追述武王因灭商之事而祭天的时候，尚遵旧制以“大邑商”称商，目的显然是将所灭王朝的真实国号如实地禀告上帝，从而使上帝明白确认这一天命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武王称呼商王的时候，名称却一改而为“衣”，尔后更改字作“殷”，从而赋予了亡商新的国号。这种国号称名的变化，同样体现了周人污商并强调新王朝受命合法性的需要。

如果说称“衣”的目的还只在弱小其势的话，那么称“殷”的初衷就明显是出于强调周人代商的合法王权。《说文·部》：“殷，作乐之盛称殷。从，从殳。《易》曰：殷荐之上帝。”事实上，“殷”字本为会意的结构，“”即“身”字，甲骨文、金文的写法正反无别，故“殷”本象执殳敲击人的腹部，这与许慎将“殷”解释为作乐之盛的意义颇不相侔，故许氏的说法并不能反映“殷”字的本义。于省吾先生认为，“殷”字本以疾病隆盛为义，后以病势隆盛发展出殷盛之意。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1—322页。从“殷”得声之“慇”本训为痛，实为病重之痛，恰可助证这一观点。《广雅·释诂二》：“殷，痛也。”仍见其本义。故“殷”字本指人的病势严重。

传统医学思想认为，人类的很多疾病可不治自愈，故古之医师考核制度，十失四者即为下医。《周礼·天官·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郑玄《注》：“全，犹愈也。以失四为下者，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上医难求，古今如此，故与其将就下医为治，反致以寒益寒，以热益热，还不如不治。《汉书·艺文志》：“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隋书·经籍志》：“《周官》医师之职，掌聚诸药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医。”俱道此理。是知古凡寻医问诊者，非疑难杂症不可。人罹染重病，才需要就医治疗。而“殷”字以治病见义，自知其有病势隆盛之义。

人病势隆盛当然必须就医治疗，但传统医理并不主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重在把握五脏六腑的根本，从根本上解决病患问题，这便是位于腹部的脾胃。中医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总，乃后天之本，故治病必以调和脾胃为先。甲骨文和金文的“殷”字象以殳锤击腹部，甲骨文“灸”字也作以艾柱灼于人腹之形，冯时：《商医灸焫考》，《中原文物》2022年第1期。都反映了同样的医理思想。准此，“殷”的本义乃为人患重病便显而易见了。

那么周人缘何要以重病之“殷”字作为其所灭商王朝的国号呢？目的显然在于强调商朝覆灭的必然性，以及周人代商而享有天命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商王朝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国家，那么周人代商就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然而假如商王朝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周人灭商就是理所当然，其因果逻辑再清楚不过了。

人患重病需要医治，国有重病同样需要医治，故古人常以治病与治国相提并论。《尚书·康诰》：“恫瘝乃身，敬哉！……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即言治国犹如医治自身的疾病，而治民亦即如去其疾病。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2页。又《大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汉书·贾谊传》：“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势方倒悬。……非亶倒悬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病。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所议明白。《隋书·经籍志》更以医之善者可“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而甲骨文“尹”字本象手执针治病，后则以尹为百官之长，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有范仲淹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诉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亦有古之谋国者“如良医察脉”之论。凡此均将治国视如治病。而国之灭亡，古人也常以天降疾病作比。战国竹书《程寤》言文王受命之事云：“如天降疾，旨味既用，不可药，时不远。唯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明以商有大病以至不治，故必灭亡，此正与“殷”之本义相合。据此可知，周人于建国后改篡商之国号为殷，其意即在强调亡商之病重而不可治，故扫除旧商是为天理，而克殷的行为当然就是替天行道。

商代甲骨文“殷”字多用指人的病痛，冯时：《商周医学史料考证》，《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01—415页。为其本义，此外也可用为殷同之礼，冯时：《卜辞殷覜考》（待刊）。这一用法其实在商周金文中更为常见，甚至在西周康王将“殷”作为亡商的国号之前，殷同之礼的用法是相当普遍的。铭文云：

殷于逢。（商末帝辛世，二祀其卣）

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西周成王世，保卣、尊）

命大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西周成王世，大保玉戈）

唯明保殷成周年。（西周成王世，作册

卣，作册父乙尊）

王在旁京，命师田父殷成周年。（西周昭王世，小臣传簋）

诸辞之“殷”皆为殷同之礼。商末器铭曰“殷于逢”，是谓商王于逢地行殷同之礼。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42页。周器“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意即成王命召公参与殷同东方五种诸侯之礼。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69页。而“唯明保殷成周年”，则以作为伯老的周公子君陈明保于成周殷同天下诸侯而纪年。冯时：《周初二伯考——兼论西周伯老制度》，《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显然，“殷”之所以具有殷同的意义只能从其殷盛意义引申而来。

周人并非从一开始就将称商的旧制改革为殷，西周初年，商之旧号不仅可以称呼亡商，甚至对于商遗武庚的封邑，也延续了这一制度，称为商或商邑。成王时代的铭文史料云：

王后黜克商。 小臣单觶

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 沫司徒疑簋

二器铭载之“王”不录谥号，知为在位之成王，而不可能是武王，况其时康叔已受封为卫侯，事在武王克商之后，因此，两铭所说的商或商邑都应是对武庚承祀的旧商而言。显然，成王时期沿袭商朝旧号而称商的事实是清楚的。

如果说商作为亡商的国号在周成王时期还在沿用的话，那么到了康王时期，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来作为商朝国号的“商”则突然被“殷”字所取代。康王时期的宜侯夨簋铭云：

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诞省四国图。

此时仍以商作为亡商的国号相称。但至迟到了康王晚期，制度却为之一变，“殷”字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其在殷同礼之外，开始用为亡商的国号。作于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对周人的这一改创反映得相当清楚，文云：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闢厥匿，抚有四方，悛正厥民。……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祀。

铭文首言丕显文王大受天命，后云嗣王闻殷坠命，将周受命与殷坠命两事相分别，且商人因纵酒亡国，正犹人罹患大病。因此，这种天命的转换使周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商之国号由周人重定的“衣”改写作“殷”，准确地表达了旧商因病入膏肓，故覆灭乃是必然结果的思想。自此之后，周人改篡了商之国号而称为“殷”，通过污其病重不治，突显了周人受有天命的合法性及王权的正统性，而以商称国的旧制则从此废止，再也没有出现于两周金文史料。

周人以亡商称殷，那么亡商的军队便也从其国号而称殷八师。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金文云：

雩武王既戬殷。 史墙盘

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 小臣

簋

殷八师也就是成周八师，以地相称即为成周八师，以周人赋予商的亡国之号相称则为殷八师。故知在周代的政治制度完善之后，以商作为国号的做法已被彻底抛弃。

衣作为亡商新的国号虽然需要改篡为“殷”，但是对于商王庭的地名衣而言，却没有必要非得随国号而加以污化不可，保持地理的原名应该体现着一种更为普遍的做法。剌鼎铭云：“唯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禘，用牲于大室，禘昭王。”金文所见穆王曾两次禘祭昭王，或在蒡京，或在衣。是衣地建有宗庙宫室，或承商之旧宫行祭。鲜簋铭记穆王三十四年事，时昭王之谥字从“王”，似初定昭王之昭位，冯时：《西周旁京与殷周

祭——殷周苑囿与祭竈传统》，《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而剌鼎时代更在其后，已至穆王晚期。此去商百年，殷作为新的国号也已流行了数十年，但衣地却仍然袭用着商之旧名。当然，随着新的国号殷的推行日久，人们对于衣地为殷之故墟的观念也会日益巩固，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后人不可以将地名衣理所当然地随国号而改写作殷。这些做法不仅证明了甲骨文所记商代王庭名衣的事实，而且周初在改篡商朝国号的同时却特意保留其地名衣而不改，其借新国号而污商的初心也昭然若揭。

事实上在对待商受天命的问题上，周王与商遗民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商朝遗老的史墙在其所作的盘铭中对商王朝的覆灭只言“达殷悛民”，不仅绝口不提在周人心目中至尊至重的文王受命之事，而且也绝口不称周人所说的“殷坠命”。“达殷”意即通殷，而非克殷，这种表述确实可以巧妙地回避周革商命的事实，从而强调了周人只是完成了对商朝天命的继承而已，而并非周人改变了商的天命。事实很清楚，商遗陈述其亡国历史的口气虽然委婉，但却充分显示出其对周人污名诋毁旧商的争辩。《尚书·顾命》：“用克达殷集大命。”经文之“达殷”即真实地反映了商代遗民的思想。《汉书·刘向传》：“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膚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此哀亡商之心至孔子犹然。

商朝国号的废除不只体现在称国制度方面，还通过礼乐制度得到了强化。商名不仅作为国号，同时还是五声之一的音名。于是周人制礼作乐，便规定在正式的礼仪场合戒止商音。今见西周青铜乐钟普遍不具商音，王子初：《周乐戒商考》，《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即是建立在这种政治制度背景下污商观念的反映。事实上，将商之国号彻底废除，并将其地名“衣”变作“殷”以为国号，已充分体现了周人对亡商的诋毁。既然可以将本无是非含义的王朝国号赋予贬损之义，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对商史的改篡作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对纣王形象的塑造

商纣作为亡国之君的形象必须首先为周人重新塑造，这种塑造当然是极其刻意的。《论语·子张》曾引子贡对当时社会普遍诋毁商纣的看法颇有怀疑，他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种思考是客观公允的。《孟子·公孙丑上》也有近乎公正的论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对于商纣历史的真相，学者已深有体察，且多所论识，(清)崔述：《商考信录》，《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今于此略事补苴。

《史记》作为一部严肃的正史虽也不免留有史料局限的遗憾，但司马迁对商纣王的评价尚可于毁中取正。《殷本纪》云：“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见纣王不仅体魄强健，而且有过人之才，其恃才傲物，或也并非不怀有励精图治之心。今见商代刻辞兽骨中唯一的一件虎骨刻辞，即属于帝辛田猎所得。辞云：“辛酉，王田于鸡麓，获大魄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劦日。”《合集》37848反。“鸡麓”盖即春秋鸡父之地。《春秋经·昭公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杜预《集解》：“鸡父，楚地，安丰县南有鸡备亭。”地在今河南固始东南之大别山麓。辞记商纣王赴鸡麓田猎而捕获一体形硕大的猛虎，故以其骨制为柶，刻辞旌功，其事适与太史公谓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记载相印证。此或为商纣三年事，时在其即位不久。

关于导致大商轰然覆灭的历史原因，后人多归咎于作为亡国君主的纣王无道，但所罗织之罪名，至多也不过五六宗而已，(清)崔述：《商考信录》，《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顾颉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2—91页。其如沉湎酒色、弃贵旧而近小人、专宠妇言、信有命在天、荒于祭祀等，此岂非不是各代帝王之通病！固非亡国之君所专属，罪不致于亡国。事实上，对于商朝灭亡原因的看法，文献与西周金文所反映的情况并不相同，似可窥见世人对纣王形象的重新塑造。

西周大盂鼎铭记康王亲述商朝内外服百官纵酒而亡的事实，是为信史；《左传》昭公十一年或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也可与商卜辞的记载相印证。但这些导致商朝倾覆的内外原因却在相当一部分传世文献中并没有体现，反被一些寻常理由所掩盖。《尚书·牧誓》载武王征商所列纣王的罪状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荅；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伪《古文尚书·武成》则云：“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至于作为战国魏史记的古本《竹书纪年》，则仅列有“殷纣作琼室，立玉门”，或谓“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虽罗织纣罪不遗余力，但将首恶诿过于红颜祸水，殊为无理。这些罪名与大盂鼎铭文所记之事实大相径庭，而康王所闻来自于成王、周公一辈，其父辈皆亲历商周之变，深晓商亡之因由，故周公专作《酒诰》为康叔之戒，其闻商之“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与大盂鼎铭文所记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若合符契。《尚书·微子》《无逸》对此也有相同的记载。显然，酗酒荒政才是商纣亡国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不仅大盂鼎铭记康王为政“酒无敢酣”，甚至晚到宣王一朝，为政仍以“毋敢湎于酒”而自警，见毛公鼎（《集成》2841）铭文。以致周初的礼制改革，先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人重酒之风，而以崇尚食器之礼代之。由此观之，商人实以纵酒为其亡国之内因，而后人欲加之罪，又何患其多矣！

至东周时代，商纣作为亡国之君的形象已一落千丈，罪当不赦。至《韩非子》记纣王之奢靡而暴殄天物，作象箸以至肉圃酒池，参见《韩非子·喻老》，又见《吕氏春秋·过理》。穷奢极欲；而《荀子》则谓纣王立严刑酷法，残害忠良。参见《荀子·议兵》，又见《韩非子·难势》。如此恶人，不加诛灭当然天理不容，其大势如此，周人代商当然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王权的合法性乃是上古政治与宗教的根本问题，因此对于汤武革命的是非之争，至汉代仍在继续。参见《史记·儒林列传》载黄生与辕固生论汤武革命。其属弑君还是革命，仁智互见。显然，对于新王朝而言，大邦的天帝旧命何以能转与小邦而兴之，这个问题是必须解释清楚的。事实上，周人不仅以武力征服了大商，而且更需要在政治上完善这种征服的合理性，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完成周人对商史的改篡。通过抵污亡商，树立周人获取天命的正统形象，从而极大地提升周代王权的合法性。

引人深思的是，既然周人对亡商的历史可改篡如此，那么商人对待亡夏的态度又当如何？这显然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尚书·汤誓》屡言“有夏多罪”“夏氏有罪”或“夏罪”，故畏上帝，天命殛之，其顺天休命之作为与周之克商所体现的思想完全相同。周人自诩为有夏之后，或许正是由于其深知商人改篡夏史的故事，才有了这种效法商人的作为。后人以夏桀宠妹喜，犹商纣宠妲己，幽王宠褒姒，而战国竹书《系年》记西周覆灭恰不言褒姒之罪，足见其诬。《文选·张平子东京赋》李善《注》引《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殷纣作琼室，立玉门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纪年》：“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如覆辙重蹈。刘向《列女传》又言夏桀酒池，是为殷鉴，恶迹与商纣何其相似！这些改篡如出一法，绝非偶然。故以殷审夏，或亦如此。

2023年1月31日写于尚朴堂

作者简介

冯时（1958—)，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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